先说“蛮”。
幼时读书，一知半解。读到“南蛮”之语，总以为说的是岭南、两广之地。觉得再怎么说，常州人总不能算“蛮子”吧。后来才知道，不要客气，夏、商、周年代，中国的文化中心在河南、陕西地区，常州人，就是“蛮子”，是与“东夷”、“北狄”、“西戎”并列的“南蛮”。
常州人当时“蛮”到什么程度？据《淮南子·原道训》说：“九疑之南，陆事寡而水事众，于是民人被发文身，以像鳞虫。”意思是说，九嶷山之南，那里水上事多、陆地事少。老百姓下水上岸的，头发弄潮了不容易干，于是流行剪短发，把自己弄得披头散发的。不像中原人，要把头发绾住，以示文明。还在身上刺花纹，以便让自己像鱼、像虫。
好好的人不做，要做鱼、做虫。好好的头发不绾起来，剪短披散、蓬头垢面。蛮不蛮？真蛮。
至于“荆”，《说文解字》的解释是“楚木”。什么叫“楚木”？就是楚国的树木。
楚国的中心在现在的湖南湖北，当时也是“被发文身、以像鳞虫”的地方。那里水多，树木茂盛，犹多灌木。有一座荆山，出玉石，所以很有些大名。在中国有一块大家都知道的玉——和氏璧，就出自荆山。有这样一座名山，“荆”，就一点也不客气地当了楚国的代称。
常州被列为“荆蛮”，见于司马迁。
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第一》中说：“太伯之奔荆蛮，自号勾吴。荆蛮义之，从而归之千余家，立为吴太伯。”南朝史家裴骃注《史记》，引东汉大儒宋忠的话说：“勾吴，太伯始所居地名。”唐朝史家、有“小司马”之称的司马贞，在《史记索隐》中也说：“吴名起於太伯……地在楚越之界，故称荆蛮。”
换言之，常州这块地，在太伯没有来之前，叫荆蛮之地。太伯来了以后，就叫吴地。太伯死了，葬在无锡。当时无锡属延陵，所以，常州还可以说是荆蛮的中心之地。
至于司马迁为什么把常州叫做荆蛮，可能是这样的原因——
司马先生是汉朝人。汉朝承袭的是秦始皇的江山，秦始皇打下常州时，常州属楚国。司马迁想，太伯去了，常州那片地方叫“吴”，没去的时候，没有名字。考虑到文化层面上，这地方与楚国有关，于是就把楚国的“荆”与南方的“蛮”字连起来，让“荆蛮”成了古常州的一个别名。
要说一说的是，当时常州叫延陵，领域很大。大约包括了现在的武进、无锡、江阴、宜兴、丹阳等。这还只是荆蛮的中心区域。以太伯的活动区域计算，其外延大概包含了现在整个南京、上海地区。后来，甚至可以延伸到浙江安徽等地。
在太伯奔荆蛮时，荆蛮人有语言，史称“蛮语”、亦称“夷语”。太伯来了，关中地区的语言与蛮语冲撞，语言肯定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嬗变。但蛮语的变化不是太大。太伯是商朝末年的人，到春秋时期，时间过去已经有七八百年，荆蛮之地的语言，还被中原地区的人称为“夷语”。
讲一个例子。《春秋左传》载，卫国君主叫卫出公，被吴国扣为人质。孔夫子的得意门生子贡上门当说客。夫子门生果然舌灿莲花、出口不凡。三言两语，就让吴国人放了他。让子贡没想到是，这个卫出公竟是个语言天才，只住了几天吴国的监狱，居然就学会了吴语。后来当了燕国宰相、又被齐国人剁成肉酱的子之，当时年纪还小。听说了这件事，大惊，说：“这个卫出公没有救了！被吴蛮子抓住，都关监狱了，不恨他们，还学他们的夷语方言，脑袋肯定被门夹过了。此人将来必定要死在吴人手里。”事见《左传·哀公十二年》。
这种中原地区以及文化发达地区的人，看不起荆蛮吴地人的心态，跃然纸上，足见一斑。与如今深圳特区人“严厉打击河南籍犯罪人员”的大标语，有得一比。
中国古代农耕社会，大部份人没有受过正规教育，书面语言的掌握者占总人口的数字很低。历史传承主要依靠书面语言，统治国家也要依靠书面语言，所以，不管中原官话如何文明、夷语如何野蛮，书面语言自秦始皇后，一直保持统一。这种统一的背后，出现了这种情况：口语文字，一般都有对应的书面文字。这种口语与书面文字的契合，保证了一个大一统国家的运行。
清代小学兴起，从文字、音韵、训诂方面，对口语与书面语的缘起、变化、对应等，做了非常有效的考订。荆蛮古语，从小学理论上讲，其口语与书面文字，应该是对应的。细究一下，可以发现，常州方言中，还有许多仍保留着几千年前农耕社会遗留的信息。深入其中慢慢品味，可谓是兴味无穷。